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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千一百四十五章 新的时代

一千一百四十五章 新的时代 (第1/2页)

鄜延路的首州,延州城。
  
  作为与西夏议和的大臣吕公著如今身在延州城中,与西夏使者大臣李清商量。
  
  在谈判之中,所有西夏使节都必须承认,吕公著是一位真正诚信可信之君子。他风度翩翩令人倍生好感。
  
  在吕公著与李秉常的书信往来之中,令西夏国君也相信对方是一位诚实可信的君子。
  
  李秉常在书信之中,还推崇吕公著为今之周公。
  
  吕公著歉然而不受,如此反而令李秉常和李清更加敬佩。
  
  双方使者在吕公著和李清面前草拟文书,这文书是以宋夏文字书写,最后成为正式国书。
  
  吕公著对李清道:“若是能达成和议,从此两家罢兵,令彼此百姓不再填于沟壑之中,真是功德无量。”
  
  李清心道,若是当初要不是梁乙埋反对,自己割让定难五州给宋朝,两边的战事早就结束。
  
  如今五州减去了三州,却也合情合理。譬如绥州大半本就为大宋所据,说是三州实为两州。
  
  李清道:“之前边衅皆系梁乙埋而起,令两家失和,坏了多少军马。今梁乙埋一去,方是百姓之福。”
  
  “吾主一直崇慕宋礼,只盼以后两家再无纠葛,永为世好。”
  
  一旁范祖禹道:“当初我与章丞相在太学同窗时,听他说过一句战争只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手段。”
  
  “对于此言我如今深以为然。”
  
  李清一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
  
  梁太后,梁乙埋之前党项制,内部好似养蛊般,斗争非常激烈。
  
  而李秉常,李清推行儒家,以及辽国不约而同地采取这等意识形态,说明维持国势从对外扩展转向对内稳定。
  
  党项发觉扩张不下去了,转而用儒治国。这是李秉常与梁乙埋,梁太后之间最大的矛盾,也是李秉常议和目的。
  
  李清知道范祖禹眼下之言道:“章公乃大宋最深谋远虑之人,没料到你是他太学同窗,值得李某敬佩。”
  
  范祖禹道:“不敢当。”
  
  两边使者将国书签订,李清吕公著各自在国书签下了自己名字。
  
  李清对吕公著诚挚地道:“真盼两家能从此罢兵,不再言武。”
  
  吕公著道:“天子仁德,视四海如一家,只要党项不再挑起边衅,两家必能和好。”
  
  在场宋夏使臣无比大喜。
  
  李清道:“咱们这就办交割三州土地之事。”
  
  吕公著依旧淡淡地道:“好的。”
  
  他遥遥望向远方,眼眸中有几分湿润。
  
  ……
  
  延和殿上。
  
  昔日此殿上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一场经典的辩论,其中围绕着郊赐要不要发下去,进行了一场争执。
  
  司马光指责王安石横征暴敛。
  
  王安石则举出了桑弘羊的‘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’。
  
  司马光说了天下之财都有定数,不在民则在官。
  
  王安石说可以取财于天地。
  
  这一次辩论可比当年盐铁之论,正式开启了熙宁变法。
  
  当时章越恰逢此会,提出了一个建议,让王安石司马光这场辩论不要局限在二人之间。
  
  当下两制,待制以上商量,不过此事雷声大雨点小。
  
  而今又到了延和殿上,众侍从们齐坐一殿,让章越如愿以偿。
  
  章越如今为史馆相,自是要监修国史,这不是虚职而是实职。
  
  从唐朝时便有宰相修史的传统,历史上利用修史引发政治事件不计其数。比如另一个时空历史上,司马光要‘以母改子’全面废除熙宁新法,而章惇则认为‘以子改父’不妥之间引发了一场大争论。
  
  为了配合‘以母改之’,旧党便拿神宗实录做文章。
  
  先是蔡确提举修史被罢,司马光继之,司马光死后,吕公著继之。
  
  当时苏门四学士秦观,黄庭坚等及范祖禹都参与修史,大肆批评熙宁之政,而新党这边陆佃和曾肇进行反驳。
  
  黄庭坚说对方‘盖佞史’。陆佃说对方‘诽谤书’。
  
  绍圣时,章惇为相看了神宗实录大怒,参与修史的官员都被他放逐。
  
  ……
  
  而今章越在延和殿,以监修国史为名目,召集众侍从询问熙丰之政国史如何编定的问题。
  
  众人列席后,章越道:“国史取舍,关乎荣辱利害,自北魏而起,修国史为重臣宰相之任,我自受命监修国史,不敢擅专,请诸位在此共议!”
  
  章越仍是如旧,不抛任何政柄,让你们自由讨论。
  
  可是章惇等看到孙觉,陈瓘,苏辙几副面孔时,都知道章越此番是来者不善。
  
  修史就涉及熙丰新政之论,孙觉率先提出议词,之后众人对同一事各说一词。
  
  众官员们就其对错,不免当场辩论起来。
  
  章越坐在上首默然听之。
  
  这样的辩经,自己年轻时为臣时,还是很喜欢的。有参与国家大事讨论的参与感。
  
  但如今则是很疲倦。
  
  这东西在百姓身上是价值观,放在国家身上则是‘国是’。
  
  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,后面会发生什么事?
  
  首先元丰中后期,因五路伐夏,及永乐城之战的缘故,官家决定在元丰末年调和一波,官家告诉蔡确,他要启用旧党,主动调和一下局面,补益新法,稳定政局,以免日后的政治动荡。
  
  官家对局面早就有所预料了,除了蔡确。这时候的章惇也很单纯,除了营救苏轼,他还道,刘挚自被逐,不复异论。人岂不容改过?
  
  当时刘挚、李常、孙觉等一直批评新法的官员,都已部分认同新法了。章惇认为这些人是可以抢救的。
  
  不过旧党没有领情,在元佑更化,几乎所有的新党都遭到清算。
  
  在更化之前程颢就很有预见性地说,其实只要朝廷将新法中弊端改了就好,不要搞区分党羽的一套,将新党全部罢去,但这需要有大魄力的人来办。
  
  可是宰相中司马光有这实力,但他这人太固执了,吕公著有这见识,却没这实力。如此朝政就完蛋了。
  
  程颢真是料事如神。
  
  元佑末年高太后看情况不妙,再这样下去新党以后肯定会对旧党也进行清算。
  
  她主动对新党大臣示好,称之元佑调和。可是当初打击新党打击得有多狠,后面的调和就显得有多可笑。
  
  高太后死哲宗亲政改元绍圣,让章惇复相。章惇已知政治斗争的残酷,自己对旧党手下留情,旧党却没留情,甚至苏辙还捅了自己一刀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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